在许多历史爱好者的心中，新四军和八路军在长时间内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压力，甚至在八路军成立之初，许多留守部队的军饷无法及时发放，必须依靠自给自足，靠打胜仗获取的战利品来维持日常运作。然而，这种困境并非没有例外。在新四军内部，有一支队伍与众不同——那就是新四军第7师。提到这支队伍，大家都会不禁感叹其“富得流油”，有些人用“富七师，甲全军”来形容它，这六个字的意思其实非常简单明了，就是这支部队的经济非常富裕，任何其他部队都无法与之相比，毫无疑问，财力上堪称一骑绝尘。

那么，新四军第7师究竟富到什么程度呢？根据《江淮热血江淮魂：雄师驰骋 烽火皖江》一文的记载，仅仅1943年这一年，第7师的财政收入就高达2400余万元，而支援军部的费用更是达到700多万元。而到了1944年，第7师的财政收入飙升至6000万元，志愿军部的支援费用也上升到1400余万元。

换句话说，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，新四军不仅不需要军部的拨款，反而能抽出一大笔资金来支援军部。或许很多人对这样的数字没有直观的感受，笔者可以借用当时国民政府对甲种师的军饷标准来做对比。当时，国民政府规定，一支甲种师每月的军费为20万元。而新四军在成立初期，蒋介石一直通过种种手段大肆克扣军费，最终把原本16.6万元的军费压缩至6.5万元，对于一个师来说，这样的经费几乎微不足道。周恩来得知此事后，曾立即据理力争，但蒋介石的态度消极推诿，最后也只能争取到每月8万元的预算。而与之相比，国民党军的丙种师每月的军费标准则为10万元。这意味着，尽管新四军的军费极为紧张，但它仍然处于蒋介石的打压之下，新四军的发展从来都受到他明显的不支持。

尽管如此，对于新四军第7师来说，这样的待遇已经算得上非常不错了。因为第7师的成立正值1941年5月1日，那个时期新四军刚刚从蒋介石的政府里获得一部分军费支持，但随着蒋介石的背叛，第7师的经济环境愈加严峻。皖中抗日根据地当时经济薄弱，且成立之初仅有千余人，由突围出来的战士和游击队员组成。这个地区面积不大，人口稀少，还要面对日军、伪军、国民党军的封锁和围攻。

尽管皖中抗日根据地的力量薄弱，但地理位置极为重要，处于敌军的腹地，因此必须坚守住，保住这片红色根据地。为了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，张鼎丞被任命为第7师的师长，曾希圣担任了政委。张鼎丞因为在延安学习未能及时上任，实际的军政工作由曾希圣全权负责。曾希圣的能力十分出众，尤其擅长情报工作，虽然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指挥官，但凭借着卓越的领导力和战略眼光，带领第7师逐渐走向辉煌。初期，第7师的主要定位是“战略机动部队”，并且作战能力有限，兵员、装备、资金都很紧张。然而，这支队伍通过一系列策略的实施，不仅扭转了困境，还最终成为了抗日战场上一个令人震惊的存在。

在短短几年内，第7师实现了从“人少、枪少、钱少”到“兵力强、装备齐、经济旺”的惊人转变。每个士兵每月的津贴达到了10元，这一数字在当时的中共武装力量中是非常丰厚的。同时，部队的伙食也非常优越，不仅能吃到大米饭，每月还有零用钱，甚至每个战士还配有一管牙膏和三条香烟。相比其他部队的粗粮和简陋伙食，这样的待遇无疑是极其奢华的，甚至有时连香烟都成了珍贵物资，能够获得一箱香烟，常常意味着部队的“大丰收”。

最为重要的是，第7师的武器装备逐渐趋于先进，部队的装备几乎全是日式的，军队的定位也从最初的“战略机动部队”成功转型为强大的主力部队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第7师能够实现如此令人惊叹的转变呢？答案是两个人，他们分别是曾希圣和蔡辉。

首先，曾希圣是第7师的灵魂人物，他在部队的发展和经济建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从第7师成立初期的艰难困境，到后来成为一支兵强马壮、财大气粗的队伍，曾希圣的决策和领导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在经济发展方面，曾希圣不仅关注军事需求，还修建了大量民生工程，其中黄丝滩大江堤工程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。抗日根据地的地理位置特殊，虽小却战略重要，若没有坚固的基础设施，部队就无法抵御敌人的进攻。

另外，蔡辉作为财经专家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他到任之前，第7师的经济状况相当糟糕，部队连每天5分钱的菜钱都难以支付，除了粮食短缺，盐和布料等物资也极为匮乏。蔡辉迅速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，并积极向敌区开展贸易，使第7师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。通过蔡辉的策略，第7师能够打破敌军经济封锁，获得了丰富的资源，甚至通过建立纵深的贸易线，打通了南北的战略物资流通渠道。与此相对，敌伪军无法阻止这一切，频繁的“扫荡”都未能遏制住第7师的经济崛起。

蔡辉和曾希圣的合作使得第7师不仅成功地稳定了根据地的经济，还发展出了强大的武装力量。通过一系列内外策略的实施，第7师不仅壮大了军事力量，还积极发展农业、手工业等，为根据地的民生打下了基础。随着大江银行的成立和大江币的发行，第7师彻底摆脱了日伪币的控制，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
凭借着这一系列经济与军事上的成功，第7师最终在1944年达成了惊人的年收入6000万元的壮举！这一收入足以支撑20个甲种师的军费，这不仅是财富的象征，也是抗日战线上一支强大队伍的象征。